2月14日，央行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、上海市政府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》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”（银发[2020]46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为实现“基本建设上海”目标提供重要引擎和有力保障到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”。

其中，《意见》提出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。支持上海加快金融法治建设，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，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上海网站建设，鼓励开展金融科技创新试点。研究推动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破产法院顺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，参照国际高标准做法，加强能力建设上海建站公司，提升案件专业审理水平，提升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案件审理。

那么，业界对上海打造世界级金融营商环境、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有何建议？

政策需要放松，法规需要创新，流程需要简化

一位高管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，“上海在一些传统金融公司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合作、牌照发放、资质审批等方面都比较严格，对创新的包容度有待加强。 。”

他表示，欧美金融中心，尤其是金融科技中心上海网站建设，受益于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，监管往往交由“市场之手”，效率更高。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监管仍然趋于传统。，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金融科技市场的需求。

“如果把大数据、互联网、区块链、现代思维等科技的力量运用到监管过程中上海网站建设，是可以兼顾安全和效率的，但这需要对监管进行系统的再造。现有的监管模式，这也是对现有监管惯性和思维的挑战。”他说。

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告诉澎湃新闻，以金融科技监管为例，进一步扩大监管沙盒机制的运用是值得关注的举措之一。监管沙盒机制在国际上也比较普遍，包括英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监管沙盒系统的国家。监管沙盒机制就是让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，然后根据试点效果进行推广。对于金融科技在试点中的应用，上海可以在监管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，比如简化审批流程等，

1月14日，央行网站向社会公布了2020年首批6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，这意味着中国版“监管沙盒”取得了实质性进展。在上海，去年10月发布的《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》也指出，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。

商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志东认为，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形成后，金融市场机制将成为决定金融中心最终成败的决定性因素。在这方面，稳定和可预测的法律比旨在满足形势需要的行政措施更能提供保障。上海必须在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，尽快完善法律体系，最终形成法治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。

“在转型过程中，政府要避免因行政权力的自然扩张和滥用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增加、金融结构失衡和市场失灵；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核心和引导作用。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，避免过度干预和过度干预政府领导可能造成的弊端；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只体现在积极履行市场体系规则的建立上、产权制度保护、市场契约保障履行、投资者财富保护等。” 赵志东说。

人才政策与法治环境

那么除了简化行政流程、优化监管思维、落实法律保障之外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呢？

“在当前低生育率的人口趋势下，城市已经不能再以挑人的想法对待人才了。以杭州、深圳为代表的互联网较为发达的城市，早就摆出抢人的姿态，而政府将支持一些产业园区、科技园等，给予租金等税收优惠。上海高昂的生活和创业成本可能会损失一些生产力。” 这位高管表示，公司需要的关键人才，比如互联网、大数据，都在寻找相同的高层次人选，上海的薪酬更高，难度更大，因为同类型的公司数量不足以组建人才要素的积极流动。

赵志东介绍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是目前全球发展最快、最具活力的金融中心。其成就主要归功于完善的法律制度、公正有效的司法制度和高素质的法律从业人员。立法方面，英国于2000年颁布《金融服务和市场法》，与1997年10月成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（该机构取代原10个监管机构，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）合作。）。

赵志东表示，近年来上海金融司法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。但与金融发达国家（地区）相比，上海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不足，主要表现在：缺乏高层次金融法律人才，金融案件审计经验不足；案件审理易受外部因素影响，司法公正面临挑战；国内当事人对仲裁方式信心不足，通过仲裁解决金融纠纷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等。上海法律行业发展水平较高，但从目标上看在建设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，有些差距是不容忽视的。主要表现是规模化、专业化发展不够高，从事金融专业服务的律师数量较多。需要改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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